从创业者的角度看中国历史，我发现了这些秘密
作者丨许唐扬
编辑丨白话日报&贾嘉
排版编辑丨二水
从创业者的角度讲，整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人类组织进化的历史。
从几千年前的甲骨文时代到现在，人类，又称哺乳纲灵长目人科人属智人种，在生理特征上并没有发生特别大的进化：除了肤色毛发之外，几千年前的祖先和现代人没有太大不同。
但由人类组成的组织，在这几千年中却激烈地发生了进化。
创业者在历史上能学到教训，也能学到制度和创业的“打法”。小公司有小公司的办法，大公司有大公司的启发。
比如，在本钱有限的情况下想要开拓市场，最好学学周公。
周朝初立，天下土地大都不为周人所有。为了扩张势力，周人把翦商得来的老本放在大本营保值，让一起打天下的老伙计，各自带一帮员工和少数本钱去开拓市场，同时也不忘团结前代贵族，依靠当地人搞“本土化管理”，史称“兴灭国，继绝世”，扎扎实实地降低了管理成本，经历数代人的努力，使周的势力北抵辽东，南达吴越，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本盘。
再比如，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，想要最大化利用己方资源战胜竞争对手，可以学学管仲。
管仲的时代是个相信血缘的时代。他能被齐国“董事长”姜小白（齐桓公）提拔上来做齐国的“CEO”，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制度创新。管仲把齐国人民分成二十一个单位，其中六个单位不服兵役、专事工商，其他十五个是需要服兵役的农户。齐国不以贵族为兵，转以平民为兵，还专设抚恤制度，生产和动员能力的增强使齐国不仅能兼并小国，还能“尊王攘夷”，北抗戎夷，南拒强楚。
本来，在春秋时代，国与国之间的争斗只发生在贵族之间，平头百姓觉得“肉食者鄙”，除了交税之外，感觉国家争战跟自己没啥关系。现在管仲把这些“客户”变成了自家基层员工，使人人有义务做产品生产工人和推销员，极大地扩张了自家的基本盘。美国福特公司把自家工人当市场，开发平民车型，让自己的员工买得起自己的车，庶几有此精神。
现在互联网大厂流行写日报、周报、月报、季报、半年报、年报来汇报工作，这个制度在历史上也能“认祖归宗”。
宋太宗的时代就有类似制度：每个官员对手下都要有份记录，这帮人每天、每个月做了啥事儿都得记下来，曰“印纸历子”，朝廷据此考核其政绩。
张居正在万历元年制定了“考成法”，其网罗严密，历代鲜见：每个衙门发三本账册，分别是底册（就是底本）和送往监察部门、内阁的副本，用来记载发文、收文、章程和计划，每一步工作都由上司衙门来考核，监察衙门则负责监督各衙门有没有按时考核下属部门。
今人提起日报、周报，往往下意识当成“大厂特色”，以为是当代大公司专属，其实只不过是科层制踏着相似的历史韵脚从头再来罢了。张居正在推出考成法当年就受了不少批评，这跟今天大厂员工批评形式主义也没什么差别。不过当时明朝国用日窘，在考成法推出之前，朝廷连预算都控制不住，在考成法推出以后，朝廷能准确地找到超支的预算，这对组织效率确实有所裨益。
有人可能会问：整部中国历史，治乱循环的例子比比皆是，企业组织学这些“成功经验”，能避免组织衰亡吗？
看故事要全须全尾地看。其实，除了“其兴也勃焉”的成功故事之外，中国历史上失败的教训更值得创业者吸取。
与管仲传奇的改革故事相比，他死后齐国内乱的教训更值得警惕。齐国的教训，是人才梯队培养失败的教训。管仲本来有个叫隰朋的接班人，但不幸早逝。桓公问他有谁能接班，管仲把桓公推荐的人选全给否了，但自己也说不出个一二三四。管仲死后，齐桓公想重用几个专才来比肩管仲，但效果不好，反而被把持了朝政。桓公自己的接班人问题搞得也是一团糟。桓公死之后，齐国五个公子忙于争位，不理政事，桓公的尸身直到生蛆都无人问津。
齐国就这样失去了霸主地位。
西周维系封国和王畿的关系，主要靠打感情牌，感情主要靠血缘。结果一来二去时间太长，诸侯亲戚间感情逐渐变淡，最后还是出了问题。
分封之初，京畿强、封国弱的局面很明显，但时间一长，许多诸侯国发展成了大国，京畿反而一天天衰弱下去，诸侯对王室的依赖也在减弱。
漫长的乱世就这样来临。
今天和古代当然不一样。人类的组织形式，从未像今天一样丰富多彩。但不论是公共机关还是私人企业，不论是创业团队还是非盈利组织，不论是私募基金还是风投资本，都还遵循着基本一致的组织原则。
从部落到邦国，从分封到郡县，从血缘传承到科举选官，有些组织进化的“基因”至今仍然留在我们的制度血液里。怎样提高组织效率，怎样最大化地利用自身资源，怎样招到、用到“对”的人，怎样打败竞争对手，怎样节省运行成本......虽然历史发生了巨大变化，但几千年来，创业者关心的问题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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